初冬的筑城，夜色阑珊之时街上行人已稀，小十字附近的一条背街巷口，还有几位推着板车的叫卖人：“新鲜现炒的糖苞谷花，两块钱一包咯！”
“吃粗粮对身体好啊，帮助消化的，我这个苞谷花不含铅。”见记者走过去，卖苞谷花的中年男子赶紧介绍。男子满面烟尘，衣衫单薄，双手漆黑，一口牙齿被反衬得雪白。板车上，除了炒好待卖的苞谷花，还有一架旧式黑色瓦炒锅、鼓风机、备用煤料及高压锅。儿时排队打苞谷花的记忆开始浮现脑际：一位扛着葫芦一样黑锅的老人，将苞谷变成了金黄色的爆米花，老人是那时最受欢迎的“魔术师”。
“70年代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，都是些四川人担着炒担来村头加工苞谷花，哪家需要炒的，就提上苞谷去排队，几毛钱就可以炒上一锅，”这位叫游仁民的炒苞谷花人来自绥阳县，他回忆，“那个时候，最高兴的还是娃娃，围在旁边，等着‘轰'的一声响，冲到热气腾腾的篾筐边抢上一把就跑。”在那个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，吃苞谷花还算是奢侈的享受，一般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各家才会舍得拿出几斤攒下的苞谷子来炒。过年走家窜户拜年时，主人会捧上一捧，炕在火炉边，当作一种款待。那些围坐在炉边嚼着香脆苞谷花的日子，显得格外温馨。
“经常围在一旁看，慢慢地对怎么加工也知晓一二了，后来干脆也买回一套设备，学着外地人的样子，在村头炒了起来。”游仁民说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各家并不富裕，平日里炒苞谷花的人很少，挣不了什么钱。于是游仁民就农忙时种庄稼，闲时才会在村头架上炒锅。
“那时候，一般都是自家带原料，像苞谷、糖精、猪油，要是嫌麻烦了，也可以在我这里买。腊月20到过年那段时间，是生意最好的时候。后来我想，城里头的需求量肯定大些，就干脆到县城里赶场，有时1天能挣个10块、20块的。”游仁民告诉记者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炒苞谷花也开始向县城转移发展。
“我同村的一个老乡，上世纪80年代末到贵阳一家苞谷花厂打工，活路累，挣钱还少，一气之下，他辞工出来自炒自卖，生意居然还不赖。老乡回去提到这事时，我也动了心：干嘛不去省城试一下呢？”讲起来筑的缘由，游仁民显得有些激动。那是1994年。
据游仁民介绍，刚来筑城时，不敢在街头摆炒摊，他便在煤矿村附近租了一间小屋，在家炒好后，再拿到街上叫卖：“当时去得最多的是市西路，可以在众多的店面里推销。5角钱一包的苞谷花，连本带利，平均1天可以卖上30元到40元。”
“刚开始，因家里的农活丢不下，春天到夏天我一般都回家种地，9月份到次年苞谷花生意好做的时候，才来贵阳炒苞谷花。后来我发现，炒苞谷花卖比种田收入多，就干脆把农田租出去，带上老婆娃娃，一起来贵阳，靠炒卖苞谷花为生。”说这话时，游仁民脸上写满了创业的激情。
“从1998年起，我开始尝试推着板车出来边炒边卖，就像现在这样，”游仁民扶了扶板车把手，“这车一直跟着我，有10来年了呢。”游仁民介绍，90年代末期，一个介绍一个，来贵阳炒苞谷花的乡里人越来越多，形成了一个庞大阵营。
2002年以后，炒苞谷花的品种有了改良，从原来单纯的粗苞谷花，渐渐发展到糖苞谷花、半花半哑苞谷花、奶油苞谷花等多个品种，而且葫芦炒锅的锅口也不用铅垫了。“别看我这套行头简陋，可全是精心装备的，现在炒苞谷花哪有‘轰'的一声啊，都改用排气的方法了。”游仁民指指板车上的麻袋和胶桶：“早就不用篾筐了，这样子也方便携带。”
“别看我这小小板车，收入也够一个家庭的开销了。”对于自己的职业，游仁民感到骄傲，“只要肯吃苦，谁都可以自食其力。”
深夜的筑城，寒意渐浓，但这位炒苞谷花人的故事，却让人心中生出几分暖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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